张之江幼年上私塾，随祖父攻读诗书，并习练武术，18岁应童子试,补诸生,先后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国民政府陆军大学将官班。清光绪二十七年,清廷 募兵,张父为村正,无奈送子入伍.张通文墨,天资聪慧,为军中罕见,被选入常备军。光绪二十九年任骑兵长，宣统三年,张响应孙中山领导之辛亥革命,策划滦州起义.滦州起义事发,清政府缉拿革命党人,冯、张均离去。民国三年1914张在四川成都遇冯玉祥。因他们系滦 州共患难之同志，张遂脱离陈宦部归属冯玉正在组建之第十六混旅任参谋。随着西北军发展，张历任旅长，师长军长。民国十三年，张为第一路司令参加首都革命北京政变。在京郊南口大战中，任国民军总司令，缴讨军阀混战，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胜利进军。后升至陆军上将。

　　张之江在统领西北军时期就非常重视武术，规定凡西北军均须通过练拳、劈刀、刺枪、体操四项主要科目。据说他在南口指挥作战时，因日夜操劳过度而患中风，中西医药治疗均不见效，他的警卫余国栋教他学练太极拳，身体竟很快恢复了健康，他于是更加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并向中央申请把武术改称为“国术”，以提高武术的重要性。

　　1927年，时局突变，张之江急流勇退，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而不就，毅然离开军队，脱离军界，只任国民政府委员，以全身心投入倡导国术运动。他认为：“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除行政管理和编审教材书刊外，另设学生武术训练队（班），培养武术师资，以便推广武术教育。这种学术教育机构当向教育部申请备案，可是教育部百般刁难，不予支持，他们认为武术早已经被淘汰，并声称如果一定要提倡这种“旧玩意儿”，只能属于民众团体，不纳入教育系统。张之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找到当年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李烈钧当即拍板：“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经费由国库开支。”

　　1927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41期刊载第174号公文批准备案。在李烈钧、冯玉祥、钮永建、蔡元培、李济深、于右任等人的积极协助下， 3月24日，国术研究馆在南京正式创建，馆址位于西华门头条巷，馆长由张之江担任，最初副馆长是李景林。值得一提的是，在军阀混战时期，张之江和李景林曾经两度在战场上对垒，是老对手、老敌人，但是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和内家拳术，于是选贤任能，不计前嫌，三请李景林，终于邀得他担任副馆长。

　　1928年6月，国术研究馆正式易名为中央国术馆，它是中华民国时期主管国术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

　　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取消原来实行的武当、少林两门制，改设教务处，教务处下设教授班和练习班。国术馆教学强调泛学博通，要求学生广学各门派拳种之精华，练打兼能。所以技术课在课程中占很大比例，分为单练（含各拳种流派的拳术和器械套路）和对抗（含摔跤、散手、拳击、武术长短兵、日本式劈刺术等）。

　　张之江提倡移风易俗，努力改变人们把国术视为“民间杂耍卖艺”的偏见，提高了国术的社会品位，为使国术成为全民所共有的文化精神财富做出了贡献。

　　古老的中国武术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范畴，促使武术在价值观、运动锻炼思想、教习、表演以及竞赛方式上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使传统武术开始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过程。

　　受中央国术馆的影响，全国各地，各省、市、县纷纷成立国术馆，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武术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术馆聘请各方名师来馆执教，研究整理武术文化遗产，开展教学、训练工作，编辑出版了大量武术书刊，例如《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省、市国术馆组织大纲》《县国术馆组织大纲》等。

之江委员：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为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留待将来了。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1928年月10月11～19日，由中央国术馆主办的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选手来自各省市选派人员及中央国术馆的师生共400余人。考试分预试和正试两场进行。预试为个人套路表演赛，项目有拳术、短兵（刀、剑）和长兵（枪、棍），用“最优等”“优等”评定成绩。预试后有150余人参加正试。正试项目为散手、摔跤、长短兵、对劈刺。比赛按照体重分甲、乙、丙三等，用抽签的办法配对，采取单败淘汰制。其中短兵用的是一种用棉花、牛皮裹的枪头。长短兵比赛双方互相劈刺，击中对方任何一部位即得一点，三点二胜，或击倒对方为胜。这次国考虽然缺乏明确的规则，并出现了一些伤害事故，但是此次活动对武术进入现代体育竞赛系列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1933年10月20～30日，由中央国术馆主办的第二届国术国考在南京举行。有21个省、市及中央国术馆共22个单位的427名（其中女子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基本按照《国术考试条例》和1931年11月修正的《国术考试细则》执行，按拳术套路、散打、长兵、短兵、摔跤，分别择优录取前6名。这次考试项目中正试增加了“搏击”（拳击）项目，并鼓励女性习武。

　　中央国术馆在南京两次成功组织领导的“国术国考”，大胆借鉴了西方现代体育的比赛方法，一改武术在人们印象中传统竞赛的形势，为武术向现代体育演进过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1933年和1936年，中央国术馆两次率团分赴广东、广西、福建以及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吉隆坡、马尼拉等国家做了65场武术表演，对武术的宣传卓有成效。

　　中央国术馆的教学赋予武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涵，明确提出馆训为“健身强种，自卫卫国”，校歌中也有“明耻教战，强种御侮”的词语，因此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华侨学生。很多学生学成后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日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傅作义、孙连仲等部队都有该馆、该校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并建立大刀队，痛歼日寇。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之江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到第五战区担任高级顾问，协助李宗仁在台儿庄指挥作战，而当时南京濒临沦陷，所以中央国术馆由南京迁出，经长沙、桂林、昆明，于1940年抵达重庆。这段时期中央国术馆的经费来源已断绝，学员大部份离去，辉煌一时的中央国术馆走入低迷。

　　中央国术馆自1928年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近十年间，共收了五期学生，总人数估计不超过五百人，培养的武术人才，几乎都是术德并重，文武兼修的武林俊杰。像张文广、何福生、温敬铭……这些人均成为而后武术界的中流砥柱。

　　培养武术人才、扩大武术影响、提升武术地位、推动武术竞技化……中央国术馆对于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