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岁练摔跤
　　与记者谈论摔跤的这位老人叫孙登科，1948年踏入南市三不管的跤场学习摔跤，当时他年仅15岁。
　　谈起当年学习摔跤的经历，老人非常自豪：“我上小学时就对摔跤产生兴趣。那时候，小孩娱乐活动非常有限，能念几年书就已经不错了，所以除了在外边疯玩儿之外，最好的娱乐活动就是练武术和摔跤。由于家离南市很近，所以经常到那里看摔跤。那时的跤场人特别多，摔跤的选手多，观众也多。家里人对我学摔跤都很支持，父母当时的想法是：学摔跤一能强身，二来有师傅管着不会到外面惹事。”
　　上世纪40年代，天津摔跤界高手云集，跤场林立，拜师、拜明师非常关键。孙登科说，拜明师可以说非常重要，“明”师与“名”师不同，有些老师可能名气不是很大，但教徒弟非常在行，即使老师在摔跤界不会称“王”，但可以培养出成“王”的徒弟。而“名”师是自身名气很大，跤技高超，但他不会针对徒弟的特点进行教授，除了与师父技术特点相似的徒弟可以得到很好的指点外，条件、风格不同的徒弟就不能从“名”师那里获取有益的东西。他的师父杨世泽先生就是一位“明”师，人品好，技艺精，而且善于教授徒弟。拜师后，15岁的孙登科开始了摔跤生涯。
　　皇宫高手散民间
　　根据文字记载和传说，早在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就有了摔跤活动。当时，人们为求生存，在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中，在部落之间的冲突中，利用力量、技巧获取食物、进行自卫，产生了古代的摔跤。清朝尚武崇战，加之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大力提倡摔跤运动，因而“布库”之戏得以广泛传播。所谓“布库”实际就是为皇帝娱乐观赏而成立的专门摔跤队伍，既能为皇帝观赏助兴，又可以担当皇帝的护驾亲兵，是清朝时待遇不错的一个差使。清朝灭亡后，原本为皇帝准备的布库们失去了“金”饭碗，只得流落民间，社会关系好的当了保镖，不好的只好沿街卖艺。
　　孙登科告诉记者，这些来自皇宫内的摔跤高手，成了第一代民间摔跤艺人，此后，随着名气的不断提高，这些高手纷纷成立跤场。所谓跤场实际也不大，也就是5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跤场的主事人准备一些桌椅板凳，备些茶水，邀请几个练摔跤的朋友和徒弟表演助阵，一个跤场就算齐了。干跤场的都是摔跤界的硬汉，技术了得，一般情况下，跤场的当家人不会下场摔跤，都是由帮忙的朋友和徒弟在场内摔跤表演，名为表演，实际上两人也是真摔。由于跤场的这些人都靠表演挣钱吃饭，因此每时每刻都要有摔跤选手准备下场，所以一天到晚杀声不断。
　　以前摔跤不斗力
　　每当看到如今的摔跤比赛，孙登科心里总有一种惆怅。“这还是摔跤吗？”老人常常自问。“过去的摔跤高手从没有互相撕扯着半天转来转去，中国式摔跤的技术成分占比重很大，虽然有力的成分，但不是用蛮力，而是巧劲，借力使力，不然相差20、30斤体重的选手为什么能斗在一起呢？单凭力量大在过去的摔跤界是行不通的。摔跤强调手脚动作要密切配合。上边用两手把对方捆住，下面再用脚和腿使绊。”
　　现代体育科学同样认为，摔跤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力学的表现，而人体的动作也是如此，人体的重心皆会上下左右而移动，“对摔”最重要的是把对方的重心拿到你的重心之上；或以你的重心做一圆周环绕，且把对方作为你的延伸，使其随我而动。这样才能使对方摔倒。
　　提起鼎盛时期天津的摔跤高手，孙登科用了“层出不穷、数量众多”形容当时盛况。“不要说谁敢称绝对的第一，就连在比赛中保持不败也很难说。由于高手云集，高手之间谁都有可能夺冠，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天津摔跤高手最多的原因。”比较摔跤的三大流派—————北京、天津、保定，天津的摔跤最适合实战，动作泼辣实用。
　　“大绊子360，小绊子赛牛毛”，天津的高手们各种技术掌握得非常全面，每个人都有绝活，因此双方对摔，考验的是技术，而不是力量。天津过去著名的高手讲究“快跤”，两人见面用手互相一晃对方，瞅准机会的一方就能近身出招下绊，吃招的一方已经倒在了地上。对于这种快跤技术，孙登科也只能通过语言向记者介绍，“现在的年轻一代能用这样的技术，我还没有发现。”老人说。
　　训练古法丢不得
　　同其它运动一样，摔跤要练习扎实的基本功，特别要加强腰腹和腿部的力量和灵活性，还要注意动作迅速和上下肢的协调配合，“眼似闪电，腰如盘蛇，脚似钻。动作要像打闪纫针”。这都说明摔跤必须要以快取胜。因为快可使动作突然，使对方猝不及防，从而争得主动。
　　“现代训练技术和新型训练器材的使用，使得老的摔跤训练方法和器械失传，有些可以改进，但有些我仍然觉得过去的方法更好。比如，过去练习时使用一种‘大棒子’(木棍)，根据个人的臂长、手掌大小使用不同的‘大棒子’，它主要练习摔跤选手的提、拧、带的力度，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这种力度是和人自身的力量有不同，确实是力学的劲道得到体现。还有一种‘推子’，与石锁近似，摔跤选手可以用来做平推动作，但看似简单的这个器材却包含着力学原理，推拉时，着力点在前面，就像你将一个人推出又拉回来一样。如果换作现在的哑铃，虽然重量上近似，但推哑铃的劲头用在摔跤比赛中，就会发觉力量发不出来了，这就是现代器械与传统器械训练的区别。其他如滑车、地秤等等，许多只是听说，已经没有摔跤选手再用这种方法训练了。”
　　传统的未必就好，但好的东西肯定有传统。71岁的孙登科老人对过去的摔跤时代充满了怀念，但更多的恐怕是对过去那种氛围的怀念吧。
　　职业化能救摔跤
　　时代进步了，但练摔跤的人少了，这是孙老先生眼中的事实，孙老先生的徒弟基本上还是早年教的那些人，他们大都快60岁了。一方面是苦于无徒可收，一方面又怕收了徒弟没学几天就不练了，孙老先生左右为难。回头想想，练几年摔跤，既耽误了学业又不能保证找到好工作，谁家愿意让孩子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孙登科回忆：“当年我和师父学摔跤后，就跟随师父的跤场在南市和谦德庄谋生，虽说每天比较累，但收入还是很高的。60年代初，我在跤场每月能拿到85块钱的基本工资，还不算出场的奖金。那个时候，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才30多块钱，我的基本工资比一般的工程师都高。跤场的摔跤选手是职业选手，只要出够场次，就可以拿到最低工资，如果比赛成绩好，赢得场次多，还会得到额外的奖金，这是跤场的规矩。如果不是‘文革’使跤场退出历史舞台，我可能将摔跤作为我的终生职业。”
　　眼见武术、散打等项目日趋红火，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再次燃起了重振民间中国式摔跤的热情。“如果可能，成立一家摔跤俱乐部的愿望有可能在明年实现，就像过去一样，实行半职业化的管理方式，让爱好摔跤的年轻人看到练习摔跤的前途。兴许，还会成为第一批职业摔跤运动员呢。”
　　老人的愿望虽然还只是一个想法，但能够怀着对这项运动的崇敬，将中国式摔跤的技术重新挖掘出来，这本身也是一种魄力。资金、人员从哪里寻找，老人无从知晓，这些困难，又有谁能帮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