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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与日本刀法
来源:sanshou.net  发表人:gohappy   点击数:5376   发表日期:2005-06-13 12:50:35

  如同中国的剑刀制作技术传到日本一样,中国剑刀技法传到日本,经过日本人民长期实践探索,他们发扬了中国剑法“持短入长,倏忽纵横”的传统优点,(68)摈弃后世中国剑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流弊,创造出以技法朴实严整、劲力充实流畅为主要特点的日本式刀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武士根据充分利用地形、空间以发挥人自为战的要求,创造出了一套变换极其迅速灵活的步伐,把漂疾湍悍的大劈大杀,同进退轻捷结合起来。在对战中,为了“甚便旋转跳跃,用短制长”,甚至不着甲胄,“裸形赴斗”(70)加上器械精良,使技术与兵器相得益彰。与唐、宋以后的中国一般剑刀法相比较,日本刀法确有许多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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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代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当明代中叶,日本海盗对我国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侵扰中,日本刀作为倭寇最主要的战斗手段,曾对中国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日本刀法引起了明朝将领、武艺家和各种人士的注意。戚继光在十二卷本《纪效新书》卷4《短器长用解》中说: “长刀,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何良臣在其《阵纪》卷2《技用》中说: “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明末徽州武艺家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也说: “其用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常败于刀。”诸家之中,除戚继光之外,要数晚明“岭南三家”之一的番禺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语器》中的一段描述最为精到: “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 很清楚,上引各家对日本刀法的着眼点,首先都在步伐上。程冲斗说的“左右跳跃,奇诈诡秘。”屈大均的“横行疾斗,飘忽如风”,“蹲以为步,退以为伐。”都是讲步法。还要以茅元仪说的最清楚:“长刀,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其次,双手执用的长刀兼有长、短兵器的特点,故长兵器、短兵器都难对付。所谓“短器难接,长器不捷”正是戚继光得之于实战的甘苦之言。至于屈大均说的“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这些话非常专业,不像是一般文人的笔墨,我怀疑要么屈大均曾练过日本长刀,熟悉长刀法势,要么就是录自日本刀法的图谱中。日本刀在澳门很多见,日本刀法在广东也有流传,所以屈大均学到这种“岛中之绝技”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71)
  
   日本刀法除上述优点外,从明人记载看,倭寇用刀还有两个特殊伎俩。第一,倭寇临阵,惯用双刀。“手舞双刀,刀长五尺余,手腕运动,开锋甚长。其刀飞,通身如雪,无间可击。”(72)所谓双刀其实是一长一短配合使用。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战功》,本是小说,但内容以史为据又稍加演义,详述胡宗宪设计剿灭汪直、徐海等海寇始末,基本可信。其中讲道:“原来倭寇交战时,左手持着长刀杀战,却不甚便利,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与他交战,只用心对付他左手长刀,却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虽用心对他长刀之时,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头已落地矣。胡公细细访知此弊,却叫军士专一用以对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同类记述还有一些,以我所见到的,但都不如周楫讲得明白浅显。
  
   第二,倭寇最善整磨刀身,使之经常保持光亮锋利,作战时可以立断坚韧,同时在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也给对方造成心理威慑效应。最喜欢采用的作战队形是所谓“蝴蝶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云:“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 对于日本刀的这些长处,一些优秀的明朝将领,都曾认真加以研究,寻求对应办法,同时也用心引进其刀法,借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这中间,戚继光具有荜路蓝缕之功。戚继光不愧为一位精研覃思、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针对倭寇善于个自为战以发挥长刀优势的特点,他从民间武艺中吸取了大量技艺,创制了“长短兵迭用”的“鸳鸯阵”法,以集体的“齐勇”来对付单个倭寇。(73)实践证明这是打破长刀优势的有效办法。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纪效新书》时,收取了长、短兵的各家武艺,甚至也收进了“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论及者,他唯独没有收取短兵武艺。他不无遗憾地说:“世传刀法甚多,传其妙者绝寡,尚候豪杰续之。”可见,鉴于日本刀法的技术优势,他对当时我国刀法的选取抱审慎而宁缺毋滥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对倭作战时获得了日本长刀的“倭夷原本”,“又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后来他改十八卷《纪效新书》为十二卷,内容有删有增,这部刀谱是增收的内容之一。《辛酉刀法》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写成的《隐流之目录》及其“习法”,后面是戚氏的演练法。《辛酉刀法》合中日两国刀法为一谱,在中日剑刀武艺的交流史上不失为珍贵的文献。(74)

  
   从《纪效新书》中看来,嘉靖四十年前后“戚家军”虽然已具规模,但尚未配备日本式的长刀,证明戚继光还没有系统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他的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刻成时,我们从该书中看到,长刀及长刀法,已经成为正在北方防御蒙古人的“戚家军”的主要装备之一了。这时,按照戚继光的精心布署,首先,骑兵也配置民长刀,在最基本的“队”的建制中,两个鸟铳手是正副队长,但要求二人“仍习双手刀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鸟统手,“给长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给短刀、或给长刀。每当操练时,如假设敌人为骑兵,持长刀者“以原习倭刀进法”,下砍马腿,上砍马头。如假设敌人为步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或者“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为上等”。(75)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国军队里来,实现了唐顺之早就提出的“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头”的宿愿,充分反映了戚继光勇于学人之长为己所用的可贵精神。

相关链接:    戚继光

 

    戚继光,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 晚号孟诸。祖籍河南卫辉,后迁定远(今属安徽),再迁山东登州(今蓬莱)。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1528年11月12日)生于鲁桥(今山东济宁东南)。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17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二十五年,分管屯田。二十七年起,连续五年率卫所士卒戍守蓟门(今北京昌平西北),春去秋归。二十八年十月,中武举。二十九年,赴京师(今北京)会试,时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威逼都城,上陈守御方略,临时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三十二年,实授都指挥佥事,领山东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4卫所兵马,操练水军,整顿军备,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倭寇。他赋诗言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止止堂集》)。

    三十四年七月,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书,司理屯田。次年,以足智干练升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龙山(今属宁波)、缙云、桐岭与倭寇三战三捷。乘胜追击逃倭遇伏,沉着应战,果断指挥,迫倭寇遁逃入海。实战中,察知明军作战能力较低,难以抗倭,多次上书请求训练新军。三十七年,在岑港(今属舟山)作战失利,免职,抗倭自效。次年三月,在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谭纶节制下,领兵救援台州。五月,歼灭入侵桃渚(今临海东)倭寇。九月,往义乌招募农民、矿工4000名(一说3000名),按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编组训练。

    三十九年,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改任台州、金华、严州(今建德东)三府参将,整顿卫所武备,督造战船,严守海防。四十年,倭寇万余、船数百艘蜂拥浙东象山、宁海、桃渚诸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灭倭战策,集中水陆军先至宁海,而后依次剿除,九战皆捷,擒斩倭寇1400余,焚死、溺死倭寇4000余,史称"台州 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升都指挥使。又募义乌兵3000,参加镇压进入江西的闽粤起义流民。

    四十一年,福建倭患日趋严重,戚继光奉命率精兵6000入闽抗倭。至宁德,乘退潮率将士携稻草盖淤泥,涉海进攻横屿岛(今宁德东)倭巢,斩倭2600余。转兵福清,深夜攻占牛田(今福清东南),被倭寇称为"戚虎"。乘胜进至兴化府城莆田,偃旗息鼓,出敌不意,夺占林墩(莆田南),先后捣毁福建三大倭巢。班师浙江,升都督佥事,任副总兵,守卫闽、浙海防。

    四十二年,新倭日增,围兴化,据平海卫(莆田东南)为巢。戚继光第三次赴义乌募兵万人,奉命率中路军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协力作战,攻克平海卫,斩倭2200余,缴获器械3900余件,救出被掠男女3000余。不久,升福建总兵,镇守福建及浙江温州、金华两府,督理水陆军务。同年冬,倭寇万余围仙游(今属福建),戚继光领兵仅6000,遂行缓兵计,等待援兵,各个击破,解仙游之围。次年,乘胜追至同安县王仓坪、漳浦县蔡坡岭,歼逃倭数千。

    四十四年,率水陆军至梅岭(在今诏安境),围剿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吴平,迫其逃至南澳岛(今闽粤交界海域)。旋与广东总兵俞大猷合攻南澳岛,俘斩吴平部 1200余人,焚死、溺死逾5000人,毁船近百只,吴平遁逃(一说投海死)。奉命兼管广东潮州(今潮安)、惠州及驻江西的伸威营军务,担负保卫自浙江温州至广东惠州数千里的海防重任。与谭纶、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十余年,基本荡平东南沿海倭患。

    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戚继光奉调京师训练士马。次年,以都督同知任神机营副将。建策用三年时间训练10万车步骑精锐边军,用战车拒敌、步兵应敌、骑兵逐敌之法,加强北边防卫。受命总理蓟州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昌平、保定练兵事务,节制三镇总兵以下将士。后改任总兵。考察边关形胜和敌我军情,将辖区数千里防线分为12路,设东西协守,分统诸路。同年冬,率兵至青山口(今河北迁西东北),击败蒙古朵颜部董狐狸、长昂。

    三年,升右都督兼督蓟州、永平、山海关军务。次年,请设武学。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将艺和治军练兵之道。五年前后,写成《练兵实纪》,主张练兵之要在先练将,强调将官必须进行德、才、识、艺修养,倡办武庠(军校),从实践中锻炼、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六年,建辎重营三座,又创车战营六座,造战车1109辆,分置密云、建昌(今迁安东北)、遵化等地。同年冬,集车步骑军约10万人于长城边进行实兵对抗演习七天,又校阅多日,为古代练兵史上之壮举。

    万历元年(1573)至三年,建御敌台1337座,多次率兵出塞击败扰边的董狐狸,迫其叩关请罪。以守边功,进左都督。七年,率兵出山海关,援助辽东总兵李成梁大败蒙古插汉部首领土蛮(图们札萨克图汗),录功加少保。次年,创制自犯钢轮火,埋于沿边御敌台下,以杀伤敌军人马。在镇16年,加强边备,蓟门安然。十一年,受排挤,调镇广东。十三年,遭诬陷罢归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1588年1月5日)病卒,终年61岁。有《止止堂集》留世。

    戚继光戎马一生,抗倭战功卓著。注重练兵,尤善育将,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抗倭作战中,创立攻守兼备的鸳鸯阵,灵活巧妙地打击倭寇。镇守蓟州,修城筑堡,分路设防,有力地抵御蒙古骑兵。所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明代著名兵书,受到兵家重视。

 

西安晚报: 戚继光行贿

  戚继光是明朝的抗倭名将,青史留名。苦害了明朝及其百姓多年的倭患因戚继光而结束。但我前不久却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戚继光又是一个行贿者。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奸臣严嵩专权的时代。卖官鬻爵是严嵩的拿手好戏。谁想当官,谁就得给严嵩行贿,严嵩则按行贿之多寡赏官。不行贿者不得官,行小贿者得小官,行大贿者得大官,不仅如此,要保住原有的官位,也得行贿。戚继光能被重用,委以抗倭重任,行贿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一直深得朝廷器重,授以重任,固然在于他不同凡响的军事才干和“特甚”的战功,但给严嵩行贿也确实助了他一臂之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戚继光不行贿,他就得不到重用,也就没有机会在抗倭战争中建功立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英雄戚继光。然而却不能因此过多地指责戚继光。当买官卖官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成为一种“上之所好”的时候,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章程的时候,特别是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体制的时候,就很难有多少人“出污泥而不染”了。像“不食周粟”的叔齐、伯夷当然也有,洁身自好的人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凤毛麟角,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

  中国历史上的卖官鬻爵无朝不有。上述明朝的严嵩是一个典型,唐朝后期专权的宦官也是一个典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唐宪宗李纯被宦官毒杀,在此以后唐朝八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宦官专权。不要说一般的官员,就是宰相这样的朝廷重臣,也得巴结和依附宦官,否则他就当不了宰相,当了也不能持久。更为严重的是,连由谁继位当皇帝,也得由宦官说了算。宪宗以后的几个唐朝皇帝,都是由宦官确立的。试想一下,连宰相之当宰相、甚至连皇帝之当皇帝都得取决于宦官,再下级的官员要想当官就更不必说了。所以那时卖官鬻爵成了政治上最兴隆的生意。有几个官员不靠行贿、而是靠自己的才干和本事当上官的呢!但这怪不得官员,怪不得宰相,也怪不得皇帝。当官员之地位、权势必须靠买才能得到的时候,人们拿钱买官也就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一样正常了。

  近些年,也揭发出一些卖官鬻爵的腐败分子。这些腐败分子很知道掌握人权、官权对于自己致富的秘诀,信奉“要想富,动干部”,而且精通“只研究,不宣布”的权术,公开地卖官鬻爵。河南省尉氏县的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之时,就大肆卖官受贿。据后来确认的数字,该县有80%的党政部门的正职官员都曾向杜保乾行过贿。吉林省有一个靖宇县,曾任该县县委书记的李铁成也大肆卖官受贿,该县几乎所有的科级以上的官员都曾向他行过贿。另有一个地方,名字记不得了,当地就流行着这样的话:“十万元保位子,二十万元挪位子,三十万元挑位子,不拿钱则没位子。”当地那个掌握人权、官权的人也因此成了腰缠万贯的腐败分子。

  这些卖官买官的丑闻揭出后,卖官者自然受到严惩,对于那些买官者有人也主张严办,至少不能再让其当官。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买官不但有失官格,连人格也失掉了。一个有失官格、有失人格的人又怎么能让其继续当官呢!然而,我却认为,这不能全怪那些买官者。“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当那些掌握官权、官命的人把官位当做商品出卖的时候,并且这已成为一方风气的时候,成为不见经传、不见于文字、却事实上成为一种体制性的东西的时候,要下级官员不用行贿的办法买官,简直不可能。也可能有那么几个官员鄙视卖官而不为所动,守住为官、为人的道德底线,但大部分官员是抵制不了这种诱惑的。我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甘愿如此,而是万不得已而如此。除非他不想当那“劳什子”的官了。

  我这样说,并非为那些买官者解脱,不是的。当一种情况成为多数人的行为和举动的时候,即便这行为和举动再不好,也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些人了事。那就太幼稚了。行贿买官说到底也只是流,而不是源;只是果,而不是因。只有从源头上截断,从原因上杜绝,这流才流不出,这果才不会发生。但这源和因,有卖官者个人的因素,更有体制的因素。严惩作为源、作为因的卖官者是绝对必要的,但更要在作为源和因的体制上下工夫,动手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卖官者这个皮了,没有卖官的体制这个皮了,买官者这个毛还有附着的地方吗?[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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