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加搏击加体育规则等于中华武术？

武术：正在消亡的国粹

没有想象中的刀光剑影，没有传统擂台的腥风血雨，2月23日晚，首届国际武术争霸赛在美女们花团簇拥下和孩子们故作威猛的舞蹈中，盛装开幕。

用不着立生死状，也不用替谁的安全担心，选手和观众都以一种轻松、娱乐的心态，尽情感受着开幕式带来的艺术享受。即使是稍后的正式比赛，也是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在相关规则的约束下，选手与选手之间点到为止的较量。

这就是现代武术的特点：娱乐性、观赏性、表演性、重规则——犹如一项体育运动。

与之对应的传统武术，被誉为中国的国粹，有着5000年的文明传承，曾经是风靡神州的“国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武术就等于中国武术。然而，在这些类似的武林盛会上，传统武术已经严重缺位。

武术之所以成其为武术，因为其具有进攻和防守两方面的意义。重庆市武术协会常委兼副秘书长、重庆大学体育学院武术副教练吴必强将武术定义为“区别于一般体育项目的体育项目”，“主要就在于，武术有攻防的意义。”

吴必强将武术划分为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传统武术讲究所谓的‘实用’，认为能将对方击倒在地就是真武术，这种武术短小、精干、动作不好看，讲究精、深、高难；而现代武术则讲究观赏性，表演性，吸收了舞蹈的特点。”

从理论上说，传统武术应该更讲究攻防，现代武术应该更讲究娱乐，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现在我国对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比较符合国情。”重庆市武术协会副主席、江龙武术学校校长代发泽分析，政策的引导，使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

据他介绍，所谓的两条腿，就是对传统武术，以挖掘、整理、保护为目的，满足于对所谓传统真武术的追求；而对现代武术，以表演、竞技、产业为目的。目的不同，在比赛的规则上也就不同，传统武术以套路的演练为比赛形式；现代武术以在一定规则下的对抗为比赛形式。

在政策以及比赛规则的引导下，传统武术的攻防意识越来越弱，表演性越来越强；而现代武术则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夸张。难怪，现在民间一些拳师对赛场上的武术嗤之以鼻，认为那仅仅是花架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术。

武术曾经是中国的“国术”，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被推广到军队之中。在中国传统的小说或历史记载中，华夏大地上侠士辈出，高手如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而在这个文明古国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侠文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吴必强认为，主要是时代背景的不同，传统武术已经缺乏生存发展的土壤。“现在是信息时代，大家接受的东西、玩的东西多了，因此选择面也更广；而当时选择面窄，习武的人多，形成风气，而且，很多武术世家，孩子从小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以传承武术为己任。”他指出，现代社会，练武的目的也与以前大不相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习武以健身和竞技为主要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武术会否失落？

尽管吴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只要攻防还在，武术就不会失落。”但现实却十分明白地演示着：在农耕文明中生长的传统武术，正在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

国家相关部门也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据代发泽介绍，从1981年开始，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民间武术，并组建武术专业团队。现年85岁的李毅立就是当年国家体委调研组的成员，他曾踏遍全国的名山大川，遍访各地武林高手，并将调查到的资料保存至今。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相应的政策引导，当年的调查只起到了摸底的作用，却无法阻止传统武术的颓势。

鉴于这种情况，相关部门曾打算在中小学中推广中国武术，并组织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但时至今日，由于师资力量的缺乏，以及没有纳入应试考试的范畴，实际上，绝大部分中小学都没有开展武术教育。

中国的年轻一代，离中国武术越来越远了！

据了解，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武术，国家成立了传统武术委员会，并专门制定了比赛的套路规则。但传统武术比赛的含金量，却远远不能与现代竞技武术相比。也就是说，对传统武术的政策倾斜度远远不够，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练习传统武术缺乏现实的意义。

吴必强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武术的危机。据他介绍，在重庆大学体育学院，武术专业一共招了9名学生，其中只有一个是真正有武术基础的，其他8个都是为了进重点大学，临时练习的，“现在练武也成了一件很功利的事情，长期下去，武术专业的生源将是个问题。”

“竞技也是一种手段。”吴必强认为，要发展传统武术，除了挖掘、整理、保存以外，应该设定相应的竞技方式，让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同步前行。

但是，这涉及到一个问题，传统武术的比赛，缺乏观赏性和表演性，不能吸引观众。吴必强提出了“产业化”的思路，“比如我国的郑州，将武术作为支柱产业在发展，甚至拍出了100集的片子制作成光碟，向海外市场推广，如今，郑州的武术名扬天下。”他透露，他曾经试图给重庆的武术提出一个概念，均不满意。比如“巴渝武术”，只能说明是巴渝地区流传的武术，缺乏根基。“重庆的武术要冲向全国、甚至全世界，还缺乏理论的支撑。”

吴必强设想中的产业化，就是强化包装、改良招式，精简项目等，也就是说，将传统武术也向观赏性、表演性、竞技性上引导。可问题是，经过如此包装改良的传统武术，还是中国武术吗？

中国武术不发展不行，但越发展又越不像中国武术——也许，这注定了是一个悖论？

余门拳的延续，更像是传统武术的一个纯民间生存样本——或者在现实中艰难维持，或者和武侠小说一样，渐渐被遗忘成一些不可考证的传说。

寻找余门拳的传人

信报记者 李蔷/文 张秀良/历史图片翻拍

有一种说法至今在重庆武林广为流传——上世纪30年代，统治重庆武林的是张余二家，武功路数一南一北。张家以张腾蛟为代表，余家以余发斋为代表，二人都是“袍哥”人家。张腾蛟“嗨”的是“管事”，余发斋“嗨”的是“大爷”。

这里，我们说一下余家。

上网发帖寻觅余门传人

据说，当年余门弟子无计其数，余门拳威震四方，珊瑚坝百日摆擂无人敢应。如此，找个把余门弟子应该不是难事吧。

然而，虽然江湖上“余门拳”如此了得，但出了江湖，人们对“余门拳”知之甚少。寻找余门宗师、弟子，竟成了难事。记者无奈，只有在网上广发英雄帖，寻觅余门传人。

第二天居然真的有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位于枇杷山的“扬武武术馆”就是传授余门功夫的地方，现任馆长林永发是余门的第五代弟子。真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林永发，不足1.7米，背阔腰圆，鬓须如墨，目光如炬，英气勃然。记者猜其年龄约莫四十三、四，林大笑，拿出身份证：“我已经56了！”

林永发亲自驾车，带记者从枇杷山公园大门进去，爬上一个大坡，有一个开阔地带，“重庆扬武武术馆”就在这里。古色古香的两扇红门，颜色已褪去不少，门上面镶嵌的铜钉也锈迹斑落，但这陈旧的模样在国画般氛围的枇杷山里倒显得和谐。

武馆不过6平方米，正对大门的墙上，黑底金字写着“余门源流”，旁边的墙上悬挂着第二代传人余鼎山、第三代传人刘梓明、万人杰，第四代传人杨少秉的照片。另一堵墙上是余门的一些历史照片。其中有一幅，1933年，南京举办全国第二次国术考试，师爷刘梓明和全国武师的合影，这些照片显示着余门当年的辉煌。馆内设施相当简陋，两张桌椅和一个装着杂物的书架，配上发黄的老照片，时光仿佛一下子倒流了几十年。

民间武术的现实根基

林永发介绍，武馆是师傅杨少秉去世后，余门子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兴办的，成立至今已经7个年头了，有会员二、三十人。这里是余门弟子的精神领地，每天午饭后，便有不少弟子在此切磋，晚饭大家“打平伙”，各得其乐。余门弟子，几乎都是四五十岁，有的下岗、有的退休，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寄托。这似乎才是现实生活里，可称作“武林”的真实圈子，他们构成了民间武术最现实的根基。

目前的状况，很难让人想象余门当年的兴旺景象。记者想了解余门更多的故事、传说，林永发却说：“很多资料在文革的时候，被师傅烧了，而且，余门讲究做人做事内敛，当年宗师、师爷叱咤江湖的事，师傅从不张扬，因此很多事情到我们这代知道的很少。”

林永发现在是国家武术六段，国家一级裁判。身为余门中人，他感到“有面子的事”是，自古以来余门拳在各种赛事中不负盛名。从1918年，宗师余发斋偕子余鼎山，在成都青羊宫摆擂，打败当时四川督军熊克武贴身保镖李国超，一举扬名；到1928年，在山王庙德育社(今渝中区人民公园内)，举行第一次国术考试，师祖余鼎山名列武士第一名；再到1932年，在大梁子豫园剧场(今人民剧场)举办的“重庆市春季国术观摩赛”上，师爷刘梓明，在1000多人参加的单循环擂台中，获成人组第一名。余门弟子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林永发自己，去年11月，在云南举办的“首届中国传统武术节”上，荣获A组金牌一等奖。

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林永发换上行头，展示了“余门拳”的武艺。只见他形如猫穿狗窜、兔滚鹰翻，绵软中突发刚、短、脆、明、暗、断、化八劲，攻防技击全面，展示出武力阳刚之尚武精神。给记者最直接的影像，余门拳在冷兵器时代，是可以直接上战场杀敌的。

林永发接受记者采访是忙里偷闲挤出来的时间，两个小时后，他开着车急冲冲赶回沙坪坝，作为重庆市第二公交公司后勤服务中心主任，他很忙。

也许这才是现实的江湖。现实江湖和武侠小说中江湖的最大差别在于，现实中的“侠客”们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其次才是武功。

-小档案

余门源流

清乾隆壬申年余氏先祖自广东潮州府大浦县清溪村迁徙于四川简阳县石桥镇，余氏宗祖世代习武，祖上常与释、道及各流派宗师名家切磋、交流，并参照儒道学说，逐渐融汇，糅合成兼有南北两派，内外两家风格的独特拳种。

余门拳动作突出攻防技法，以攻为主，手法多、变化快，直进急退、迅猛力整，挨肩、挤靠、滚捆、擒拿架式低矮，技击时多以“云手”扰乱对方视线、变化中突然击发，方法讲究缩身藏手、吞吐转折、大小开合，绵软中突发刚、短、脆、明、暗、断、化八劲，形讲猫穿狗窜、兔滚鹰翻。重硬度、劲道、下盘、肩、腰、胯的灵活性。

1918年，余门传人余发斋偕子余鼎山在成都青羊宫摆擂，一举名扬蜀中。同年，父子二人来渝，初在药帮继在川师、高商院执教。1920年军阀刘湘部二师师长朱兆南设擂考聘国术教官，余鼎山擂台夺魁受聘。1926年前后余鼎山曾被刘湘军部聘任军部教官，并在珊瑚坝摆擂，后在“怡园”、“裕民社”摆擂任首席擂主；1928年重庆第一次国术考试荣获武士第一名。

精武英雄霍元甲单挑俄国大力士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这个故事的原型，一代武学宗师朱国福反而被人遗忘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信报记者 范时勇/文 张毅/图

尽管已经65岁了，但黄惟林看起来仍精神矍铄、面色红润，一套形意拳打得虎虎生风、刚劲有力。套路过后，立在原地，双手抱拳一收，气定神闲，面不改色。

他是一代武学宗师朱国福的弟子。1956年，黄惟林带艺投师，拜在朱国福门下，没多久，朱国福第二次中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惟林应该是朱国福的关门弟子。

黄惟林如今已经退休，和老伴一起开了一家牛尾汤锅店，在水碾一带很有些名气。不过，汤锅店主要是老伴在负责，他把更多的精力却放在收集整理朱国福生平资料上，“我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是，让师傅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并将师傅的精神发扬光大，重震武林声威。”为此，只有小学文化的黄惟林甚至尝试着将朱国福的一生经历写出来，给以后写剧本的人参考，“师傅的人生，比霍元甲更为精彩！”他想通过影视的方式，找回朱国福应有的江湖地位。

朱国福是河北人，但其下半辈子却在重庆度过。

1936年9月，时任长沙国术馆总教官的朱国福经湖南省主席何健向杨森推荐，被卢作孚迎接到重庆，任重庆国术馆副馆长。解放后，他进入重庆大学，成为我国首批武术教师，并担任全国武协委员、重庆市武协主席等职，直到1968年病逝，终年78岁。

单挑俄国大力士

朱国福成名于上海。

1915年，24岁的朱国福受形意六代鼻祖李存义的重托，护送当时总统黎元洪的顾问周善培从天津到上海，押了33件行李。到上海后，朱国福留了下来，做了7年护院，然后到上海武德体育会当教员，很快，被提升为总教官。而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霍元甲，当时也是上海武德体育会的一名教员。

1923年8月，俄国大力士裴依哈伯尔在上海法租界设下擂台，单挑中国武林高手。预定设擂12天，前面连续9天，中国无数民间高手前往挑战都败在其西洋拳下。裴嚣张至极，公然叫嚣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一时间，整个上海群情激愤，却又无可奈何。

8月12日晚，刚从外地回来的朱国福提出挑战，却被公证处阻止了。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别上，朱国福身高1.70米，体重60公斤，而裴依哈伯尔身高1.9米，体重90公斤。朱国福坚持要挑战，还立下生死状：生死有命，死伤自负其责！

按照西洋拳击的规则，6个回合定胜负，倒地10秒内不能站起来者为输。

第一、二回合，双方都战了平局。

此时，朱国福也开始心慌，“如此下去，体力耗尽，难免会被对方一拳击中。”据黄惟林介绍，他师傅开始思考裴依哈伯尔的命门在哪里，“心脏部位一直没有击到，是不是在这里呢？”朱国福决定试一试。

第三回合开始没多久，朱国福有意卖了一个破绽，等裴依哈伯尔全力向他扑来之际，他出其不意地一拳击向对方心脏。裴依哈伯尔大吃一惊，面露惊恐之色。朱国福一招得手，心头暗自高兴。

第四回合，朱国福如法炮制，卖一个破绽，然后积全身力量，一记崩拳，犹如山崩海裂之势，重重地击在裴依哈伯尔心脏部位。裴轰然倒地，口吐白沫，在规定时间内再也没有爬起来。

夺魁国考第一名

1928年10月，全国600多名武林高手荟萃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进行武术高考。这是20世纪惟一的一次国术考试。

当时，朱国福与弟弟国禄、国祯已经蜚声武坛，人称“朱家三虎”，都参加了这次考试。

考前，有好事者指着考场边的石狮子开玩笑，“若谁能举起这只石狮，武举非他莫属。”朱国福也不多言，走过去双手握住狮腿，用力一提，石狮拔地而起，然后向上一挺，将石狮高高举过头顶，围着考场转了一圈。

众考生大惊，要知道，这只石狮起码有上千斤重。当场，就有很多高手掂量出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朱国福，自动退出了考试。

后来经过筛选，前15名进入了决赛，朱家三虎都在其中，朱国福排名第一。

正式决赛时，朱国福以擂主的身份，等待其他考生的挑战。在前面的比赛中，大家已经知道了朱国福的实力，自知并非他的对手，上台以后，一句“大哥，轻一点哟”还没有说完整，就被他打到了台下。

从第一个挑战者上台，到最后一位挑战者被打到台下，前后只用了5分多钟。“全部是一招之内解决问题，”黄惟林回忆起师傅当年的威风，本来平和的脸上，眼里放出灼人的光芒，“这就是内家形意拳的特点：不招不架，一招制敌。”据他介绍，形意拳的特点是“形无形，意无意，无意当中是真意”。

夺魁以后，爱国名将冯玉祥将军亲赠中山服、龙泉剑给他，并题“爱人如己”四字予以奖励。

第二年，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闹矛盾，冯自行回山西去了，由冯一手创办起来的南京中央国术馆尽管有冯手下的三员大将主持工作，但内部分裂在所难免。于是，当时的副馆长张俊洁准备整顿国术馆，找到朱国福做了三天三夜的工作，终于说动他出任中央国术馆的教务处长。

力战日本武士道

随之，朱国福跟随中央国术馆馆长张自江组织的7人考察团，到日本考察其武士道精神。

期间，日本多名9段搏击高手向朱国福挑战，往往都被他在一招之内打翻在地。日本人不服气，提出拼刺刀，当时日本的刺刀术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日本人全身防护，如临大敌。而朱国福却艺高胆大，连面罩也不戴。日本人大惊。朱国福轻松自若，放出豪言：若有什么后果，自行负责。

就这样，朱国福又连挑几名日本劈刺高手。日本人彻底服了，高薪聘请他留下来当教官。朱国福大义凛然：我是中国人，我不能教日本人用中国功夫来对付中国人！

考察期间，朱国福已经洞察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在日本的小学，他看到老师将苹果切成四瓣，然后给每个小朋友发一瓣。小朋友们吃完一瓣以后老师问：“你们还想吃吗？”小朋友齐声回答：“想。”这时，老师就会抓紧机会教育：“这些苹果都是我国的，可是被中国人抢走了，你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到中国去拿回来。”

“这是在为战争作思想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回国以后，朱国福赶紧将在日本期间所见报告给南京政府。后来，日本正式侵略中国时，南京政府已经有所准备，与朱国福他们的考察报告也不无关系。

为了以武报国，朱国福还研制了一种结合棍、刀、剑、枪等四种兵器特点的组合器械，并编写了一套教材，成为中央国术馆的必修课之一。

为了对付日本的劈刺，他将中国传统的大刀改良，重新编写了一套刀法，在中央国术馆广泛传授。这就是后来国民党抗日军队和共产党抗日军队里使用的刀法。

在冯玉祥将军的要求下，朱国福帮助其训练“大刀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传遍中国。

侠之隐者 不忘国耻

信报记者 兰世秋/文 张秀良/图

世外高人

清晨5点过，早春的寒意还充斥着山城的每一个角落。渝中区下半城望龙门，临近水码头，一条古老的巷子——望龙门巷里，传来了沉稳而有力的练武的声音。

沿着青石路走进巷子的深处，几棵参天古树直插云宵，江风带着早春的味道散布在空气里。一栋布满尘埃的老房子前，一位老者正将一套拳法舞得虎虎生威。

老人一身黑衣，背不驼，腰不弯，神清气爽，步履稳健，一招一式干净利落。这套拳法他显然已经烂熟于心，拳起脚落之间有如行云流水般挥洒自如。

舞完一套拳法，老人又拿起旁边的棍子，点、打、劈，棍棒落处，击得地上的青石咚咚作响。一套棍法也被老人舞得酣畅淋漓、密不透风。

练毕，老人调匀气息，不急不喘，扎起马步，气运丹田，开始练习吐纳。迎着江风，只见老人双目有神，花白胡须，面相宁和，颇有仙风道骨之气。

这位老人，正是重庆武林中曾经赫赫有名的三元门的传人，96岁的谭鹏程。

三元门

据谭鹏程老人回忆，三元门在重庆的武林中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派，当时三元门的弟子众多，遍布了老重庆的很多地方。

而三元门的创立者，是来自陕西的安定邦和重庆的张永隆。民国年间，陕西三元县的安定邦自学了一身的武功，因为在当地犯了事，他随同一位草药郎中来到了重庆。

无处落脚的安定邦被一个名叫张永隆的重庆人收留了，二人安身在原较场口的关爷庙。由于张永隆本身也会一些功夫，二人就以武会友，互相切磋。

一来二去，张永隆和安定邦在不断的交流中发现，将两个人的功夫融合起来，以彼之长，弥己之短，更能发挥出自己功夫的长处，于是，他们就此创了一门新的武功，因为安定邦来自陕西三元县，二人就将这门武功定为三元门。

乱世中的人总是想学点功夫来防身的，来找张、安二人学武的越来越多。因为弟子众多，三元门的名声就不胫而走。

入门拜师

谭鹏程是在11岁的时候跟着父亲从老家四川省南充市来到重庆的，年幼的他从小就挑着醪糟担担走街串巷。

20岁那年，谭鹏程听别人说到了三元门。由于睡觉的时候经常出盗汗，按中医的说法是身体差的征兆。为了练好身体，谭鹏程揣着一块银元来到了文昌宫。

谭鹏程向记者回忆说，拜师的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庄重的。当年他给师父磕了一个头，就算是徒弟了。这个看似简单的一个磕头要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尊师重道。

三元门所有的弟子都很尊重师父。在学武的人心中，教授武功的师父就仿佛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而师父对于自己的徒弟学武也要求非常严格，你可以不来他那里学，但是如果你来了，就得按照他的要求学下去。

学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伤筋动骨，是常有的事。谭鹏程也有一些师兄、师弟因为受不了苦而半途而废。

那个时候，谭鹏程每天早晨5点过就赶到文昌宫，在师父的指点下练武。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就飞跑回自己在望龙门巷的家中，匆忙地吃完饭，然后挑着醪糟担子出门找生活。晚上，他又在文昌宫里学艺。有时候不知不觉忘了时间，9点的时候打更的一打更，他才撒腿往回家跑。因为那个时候一到9点，东水门和太平门的城门就要关。运气不好的时候，他刚刚赶到城门脚下，门就关了。他就只得站在城门外等着迟来的进不了城门的人越来越多，然后管城门的再开门。

侠之大者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长年累月中，谭鹏程的武功见长，成为这个门派中的佼佼者。

经历了清朝的没落，民国的战乱，抗战的烟火……谭鹏程享受着现在宁静的日子。

如今，谭鹏程隐居在古老的望龙门巷里，过着逍遥自在、云淡风清的生活。每天早晨练完武后，他会端着茶杯来到巷子入口处的小茶馆里，交上五毛钱的开水钱，在这里坐上一上午，看外面车水马龙，红尘滚滚。

虽然生活很惬意，但习武之人的武德，老人却没有忘。去年8月，谭鹏程偶然听说日本否认侵华史，亲身经历了大轰炸的他再也坐不住了，宁愿当“物证”，也要日本政府给中国人民一个说法。一直过着隐居生活的老人第一次站在了公众的面前，回忆大轰炸给他带来的惨痛经历。

老人说，他的表弟在大轰炸中失去右腿，家两次被日本人的燃烧弹烧成灰烬，前两个孩子因大轰炸生病去世。面对媒体，不善言辞的老人发出了“赔偿不重要，但历史不容改变”的肺腑之言。

也许，这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吧！

巴人古来尚武，自中国传统武术三大派别之一的峨嵋开宗后，其搏击技艺便沿江而下，迅速从盆地传至巴国。由于地域与个性的差异，峨嵋派功夫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川东和川西不同的风格。在现代可以查阅的资料里，重庆的峨嵋弟子赵子虬，在中国当代武林中是赫赫有名的十大家之一。

他给冯玉祥当过保镖

信报记者 陈伟/文 张秀良/图

赵子虬老先生曾经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武术协会的副主席，1996年以常人少有的90多岁高龄辞世。赵子虬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峨嵋派精髓的功夫传授给了自己的7个后人和众多弟子。

父亲灌输峨嵋武术

“峨嵋武术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四川著名宗教圣地峨嵋山、青城山等寺观的僧道人总结归纳创出。”每次父亲给弟子们讲述或与访客探讨峨嵋武术时，赵子虬老先生的儿子赵幼生便接受着一回又一回涉及“家门宗源”的启蒙。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家里时常有人上门和父亲聊天，大多都是讲与峨嵋武术有关的话题，只是自己不晓得其中的奥妙；父亲有了新徒弟，也要将峨嵋武术的渊源、特点这样的东西告诉他们。虽然那时的年纪很小，但还记得很多其中的内容。”

赵幼生最初从父亲那里就知道，整个峨嵋武术按地域分了川西的青城、青牛，川东涪陵点易，开县黄陵和广安铁佛等五派。到了清代，因为交通的发展以及外地人口的进入，峨嵋武术与外来武术有了紧密结合，从而又分成了僧门、岳门、赵门、杜门、洪门、字门、会门、化门这八个拳种。“在青城山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嵋月，风雨满江湖。说明了峨嵋武术的发展历程。”

赵幼生说，峨嵋武术与少林、武当两个派别的风格区别很大。少林是先发制人；武当是后发制人；峨嵋武术是先发而后制。而且三家武术的起势都代表着各自的信奉，少林、武当一僧一道大家都清楚，峨嵋则把盘古王当作神明，因此在起势时伸直手臂向上竖起两根食指，展现力大无穷的气势，当然，这些也是父亲讲给他听的。

凭本事打进国术馆

赵子虬的家乡在广安协兴镇牌坊村，赵幼生说，他老家与小平同志家的院子很近。赵子虬自小就跟着婆婆学功夫，后又拜一个叫陈小东的人为师。“学武之人都容易受伤，因而都知道一些跌打损伤的治疗方法，父亲在师傅那里也学到一手。18岁那年，父亲跑出老家到了重庆，开始以卖药为生。”

在重庆生活时，赵子虬继续拜访名师，博采众长。民国初期的江湖要靠拳头打拼，赵子虬也不例外地常和别人“抢手”，渐渐地他的名头越来越亮。

1928年6月，在原西北军统领张之江的倡导下，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张之江担任馆长，它是民国时期主管国术的中央行政机构之一。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取消了原来实行的武当、少林两门制，改设教务处，下设教授班和练习班。国术馆教学强调泛学博通，要求学生广学各门派拳种之精华。为壮大国术馆实力，张之江遍请各方名师来执教，研究整理武术文化遗产，开展教学、训练工作。

同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主要举办第一届国术国考的消息，通过朋友传到赵子虬耳里，他决定到南京试试身手。来自全国的高手大约几百人，经过预试淘汰还有一百多人，赵子虬顺利进了正试。正试分为散手、摔跤、长短兵、对劈刺等项目，采取单败淘汰制，赵子虬还是一路过关斩将并拿到了任教聘书。任教一段时间后，张之江非常器重他，又聘赵子虬为家庭教师教他峨嵋武功。

躲抓捕再回重庆城

赵子虬一家最后落户在重庆江北县(现渝北区)，这与他到中央国术馆后的一段经历有关。“父亲说过他曾是冯玉祥将军的保镖，但在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他讲的时间了，好像就是张之江介绍的。家里过去有一张父亲做保镖穿军装拍的相片，文革时期就是这张相片让父亲打成了‘反革命’。”在当保镖的时候曾出现过一次险情，幸好父亲反应快捷。“父亲说，有一天刚把冯将军接到车里正要离开，突然从马路对面冲过一个戴礼帽的人要强行拉开车门，当时我站在前车门外一看情况不对，甩起一脚把他踢飞了，我们也赶快发动车走了。后来有人讲，那个人是来刺杀冯将军的。”

跟随冯玉祥一些日子后，赵子虬辞了保镖的职务，辗转到了华中大学任体育教师。“在大学父亲主要还是讲授武术。”但就是因为这里发生事情他才重新回到重庆。赵幼生说，“学校外面的大街上，有一个大块头洋人经常对中国老百姓拳打脚踢，还用语言侮辱他们。也不知道洋人从哪里打听到有个武林高手在大学教课，几次到学校找我父亲挑衅。一天洋人在上课的时候又来了，父亲忍无可忍当着同学们的面，没有给洋人一点还手余地，接连3次把他打趴下。”那个年代，官府也怕洋人。没多久，警察就到了学校要抓赵子虬，理由是他像共产党。为躲避抓捕，赵子虬只得逆江上行。

回重庆后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颇有文学底子的赵子虬到当时江北县洛碛镇一个女子中学教国文。解放后因为赵子虬有一套行医本事就到了医院工作。“父亲退休时我到医院顶替的他，我当知青时行了5年医，这些医术还是父亲传授的。”

赵子虬在解放后参加了许多全国比赛，他的峨嵋派拳术、断门枪和青萍剑等先后获得过一等奖。

说重庆的武术，就不得不提到渝北区。1974年，那时候还叫江北县的渝北区就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了创建“武术之乡”的设想。时间比现在的少林寺和武当山等以武学而闻名的地方早了许多。

藏龙卧虎的武术之乡

信报记者 罗乐/文 黄伟/图

贺家拳的前世今生

水土、静观、复兴这几个场镇近年从渝北划归到北碚，已经不属于武术之乡的地盘。在以前，这3个场镇可是藏着好些武术大师。著名的贺家拳就发源于此。

据说，贺家拳肇始于清朝。乾隆年间，峨眉山智善长老云游到复兴场，便在场上扯开场子传道授拳，复兴场的居民贺良春的父亲便成为智善长老的超级“粉丝”，从此开始了贺家拳的启蒙。

但贺家拳却是在贺良春的时代发扬光大的。嘉庆年间，贺良春得到了父亲的传授。经过自己刻苦练习，又外出寻访求教，贺良春终于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拳法体系，从此广招门徒传授技艺。后来，贺家的徒弟越来越多，人们于是把这种由贺良春父子创办的拳法称为“贺家拳”。几百年过去了，在复兴和水土一带，贺家子孙仍沿袭了祖上习武的规矩；现在，居住在复兴一带的村民们都知道，复兴有一个姓贺的老头武功很好，打得一手好拳。

贺家拳的特点是脚稳桩矮，手划圆弧，出拳的时候带很大的劲，讲究浮、沉、吞、吐，有“气沉、心稳、力攻、取巧、等桩、乘势、借力、杀手”等八种技法。单凭这些字眼，就足以吸引我们这些不懂武功的人了。

在江北县，除了贺家拳，还有很多知名的武学流派，比如茨竹的杨家拳，还有周家拳、化门拳等等。

每一个拳派都有自己的渊源。

鱼嘴的周家拳源于峨嵋拳师铁官道人，清嘉庆、道光年间传到重庆，后因为同治年间周玉峰将其发扬光大，故被称为周家拳。

化门拳由广安人马锡山在1929年的时候传给了赵子虬，赵子虬在解放后成为全国十大武术名师。现在，赵子虬的儿子赵幼生也成为全国知名的武学名家，并且已经当了渝北区体育局的局长。

武术之乡江北县

江北县建立武术之乡的动作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早。

1974年，全国恢复体育竞赛。因为良好的武学基础，江北县破例被四川省允许以“县”的身份单独参加比赛(当时省级的体育竞赛，参赛单位都是“市”或地区)。而每次参加比赛，江北县总是能够在武术项目中获得很好的成绩。看到运动员的成绩，想到当地有这么多武学名家，1978年，时任县委书记的唐大新提出：要把江北县建成全国的武术之乡。

这是一个很超前的目标，当时的中国甚至没有一个评选“武术之乡”的操作标准。国家有关部门为了应对江北县的这个申请，不得不专门制定出一个评选标准，包括“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会武术”等。在现在看来，这个评选标准很可笑而且很苛刻，但是当时的要求确实是这样。于是，江北县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达标方案，包括全县的学校必须向学生们教授“两拳一操”。“两拳”是一个有地方特色的拳和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器械，“操”是武术操。

直到现在，我也很难想明白什么样的“拳”是必须和地域特色挂钩的“特色拳”，什么样的“器械”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器械。但是，江北县还是说干就干。1978年，县体委专门派出人员突击整理化门拳传人赵子虬的武术成果，编著了《三十六闭手——四川南拳》书稿，并于1980年被收入《中国百科全书·体育卷》条目中。1983年，江北县武术遗产挖掘整理小组建立，制定了为期3年的工作计划，8个月后，全县共收集到各种拳术的手抄本68件，历代武术史料书刊880多册，并由此初步确定全县存在5大拳派74个传统拳、械、功法。

1984年，江北县被四川省评为第一个武术之乡，1992年11月，全国第二届武术工作会现场会在江北县召开，此次工作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评选全国武术之乡。江北县作为东道主，以第一名的身份被评为全国第一个武术之乡，其余两个则分别是少林寺和沧州。

看到现在少林寺在武学上的知名度，我们很难想象江北县在10多年前居然有着比少林寺更为辉煌的“江湖”地位。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东西被忽略了，其中也包括武学。一部电影成就了少林寺在武林中的无上地位，但此时的重庆人并没有意识到江北县这个“武术之乡”的头衔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益。

直辖之后，重庆市组队参加了八运会，因为没有专业队伍，重庆在武术这一项上遭遇了惨败，重庆的武术从此走进了一个空前的低谷。

重振武术之乡

重庆武术的整体竞技能力下降了，但作为个体，渝北区的武学名家们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爱好和信念，赵子虬的儿子赵幼生让祖辈传下来的拳术再次发扬光大。因为具有浓郁的峨嵋派特色，2004年，赵幼生代表峨嵋派参加了中国三大门派无数展示会，国家体育总局认为，赵幼生的拳术很有特色，很值得推广。

关于峨嵋派，一般人多多少少受了金庸老先生的影响——郭襄怀着对杨过的爱慕，怀着无法表达和实现自己爱慕的失落，出走，然后创立了峨嵋派。实际上，赵幼生认为，峨嵋派是比少林和武当的创立还要早的一个武学门派，少林的根基是佛学，和尚大师的每个动作收势和起势都有佛家的手势。武当的根基是道学，动作中包含有道家的标志性动作。而峨嵋派的根基应该是表现盘古王开天地的一些咒语。

赵幼生说，舞蹈和武术可能都来源于古人的生活实践，不同的是，舞蹈更多地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比如高兴、愤怒、羞涩等等。而武术的表现层面则不一样，武术更多是表现战争中的攻防格斗技巧。他还认为，武术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东西，少林派有南北之分，而峨嵋派也有东西之分——川西平原的峨嵋拳动作豪放，体现了平原地区的特点。川东丘陵的峨嵋拳则体现了丘陵地带“拳打卧牛之地”的灵巧。而这些，都是一种值得传承的民俗。

身为渝北区体育局局长，并且具有武学大师的身份，赵幼生有一套重振渝北区武术之乡的策略。他说，他将撰写一本关于巴渝武术文化史的书，对独特的峨嵋武术文化进行推广和普及，他还预备把武术协会作为一个实体进行运作，向社会推广食疗、医药等。他说，运用武学大师的丰富知识，以及高科技的设备，可以测试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并由武术大师给出健康处方。他说，如果用坝坝拳代替坝坝舞，相信可以向社会大众传递特色的武术文化。

照这样下去，曾经的武术之乡能重新获得振兴的机会吗？

2006年新年第一天的缙云观“武林大会”，就像一个伏笔，给2月23日的重庆首届国际武术搏击争霸赛做了一次恰如其分的铺垫。

这是重庆迄今为止首次举办大型的武术赛事。在武术界人士看来，这是被遗忘的重庆武术，终于开始了“萌芽”。

没有掌门人的重庆武林

信报记者 宋尾/文 张毅 黄伟/图

提到武术，人们的印象中往往只有河南、山东等地。而拥有三个武术之乡，武术底蕴在国内最为深厚的重庆，却鲜为人知。

作为一个有着尚武传统的城市，2000多年前，武术就以“角力”和“巴人舞”在重庆流传。而仅明清时期，重庆地区就出过武探花、武榜眼、武解元200多人。“陪都”时期，重庆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的武林高手，如杜心五、万籁声、郑怀贤、张腾蛟。

然而，这之后的重庆武术界，却陷入了“突然失声”的尴尬境地。既不乏武术文化沉淀和习武的传统，又有辉煌时期和先天优势的重庆武术，在现今却被日益边缘化。无论在民间还是庙堂，再也没有新的传说流传和演绎。

一盘散沙

重庆武林无宗师

“现在，重庆武术处在历史上的最低点。”重庆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吴必强说，“简直连萌芽都没有。”这个说法的注脚是他认为“武术在重庆属于弱势体育运动，在管理和推广上存在诸多的问题，无法发展。”

而刘明富说，“重庆武林的现状应该分为消极与积极两种潮流。”

刘明富，二级武士，散手教练，在互联网开办了“重庆武术之窗”，自任站长，是“重庆武术界有很多争议”的一个人。

“在武术界得罪了不少人”的他，言谈举止带着习武人的爽直。“消极主要反映在不团结。说小话、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他举例说，比如某武术团体由于对管理部门某些官员的做法不认同，往往就会采取以“非”对“非”的方式——不参加组织的活动，并且邀约其他团体一同抵制。“举办一次市级的武术比赛，能来15个区县代表队就算是很不错了。”

这番开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的“官方”身份，而实际上，“我跟武术管理中心关系很不好。”迟疑片刻后他这样回答记者。

目前，重庆传承下来的武术门派除少林、武当、峨嵋之外，还有数十个，主要有七大门派：三元门、洪门、罗门、岳门、余门等。

门派众多，其结果自然是纷争不断。目前的重庆武林，几乎没有公认的宗师或领袖。各武术团体彼此缺乏认同感，“都是各自为政，横向的交流很少。”

而在门派之争外，还有更为“现实”的口水战。在采访中记者意外地发现一个只有在学术界或诗歌界才能见到的现象——重庆武术界居然也有“民间”与“学院派”之争。

85岁的“杂家”代表李毅立，1995年曾入选“中华武术百杰”，被武林朋友称为“武林活字典”，他被武术界称为“学院派”。虽然表示“不问江湖事”，但说起一位师弟“自封为掌门”，老人的表情还是有些不痛快。

吴必强“师从民间师傅”考进体育学院后，被归纳在“学院派”，他无奈地称自己感到这种身份十分尴尬。

而使用“散手”的刘明富则是“实用派”。

在刘明富看来，辨别门派技法的高低，办法只有一个，“对搏——这是武术的核心精神”。

缺少武德

武林从此无大侠

刘明富认为，武术界的问题，根源在于武术文化里的糟粕。有些武师接受了武术，但同时也接受了不好的东西。

在刘明富看来，许多大师都是炒作“作”出来的。“你去看报纸嘛。”他戏谑地说，“八大武林门派春节论剑缙云山”，“长剑出鞘，凌空一抖，寒光闪过，剑花朵朵……”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摆了个架子，走了几步而已。

“部分老师，武，武不得，但德更少。比如就有某些拳师，声称自己是由某著名武术大师所授、所持的武术是相传于上古的秘籍，可以一招制敌，伤人于无形等等。其实，这都是些虚假的东西，只是对自身的一种包装手段，目的只是想‘镇’住自己的弟子。接下来，就要求学生按照传统的方式拜师，美其名曰弘扬传统文化。拜师得送礼呀。资历越高，名声越大，收的礼也就越重。”

如果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去练武，那还不得把武术带进偏门？

为什么要练武？“我个人认为，武术给我带来的好处是，能够使身心变化。可以维护自尊和尊严；可以强健体魄；可以给人积极向上的精神。”刘明富说。

他认定，在武术的传承里，确实有那种“无形的文化”随之传授。在古代，这种文化被习武人称作“侠义”，而在现代，则叫作武术精神。不过刘明富更愿意称之为“武德”。

这与吴教授的说法相似，“我的理解是，武术蕴涵了民族精神。它的攻防意义，使这种运动区别于别的体育。”

吴教授认为，在法治社会，“侠义”不再适宜习武人。同时他也承认，“打抱不平”对很多习武人来说，都不大可能做到。

“什么是侠？这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背景下，人们对某个人、某件事物理想化的一种精神寄托。”刘明富说，在现今武林，只有纷争和自我包装，“很多人连武德都没有，侠当然是不存在的。”

操纵比赛

得不到尊重的“盟主”

目前在国内，少林寺算是叫得最响的武术平台品牌了。相反，国内起步最早，曾经达到辉煌巅峰，拥有三个武术之乡的重庆，至今也没有打响上得台面的招牌。那主管机构恐怕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作为主管机构的武管中心，按理应是守正持平的“武林盟主”。但刘明富却透露：“在管理中心，基本上是没有秘密的。许多信息，都是从那里流传出来。在相当多的武术爱好者心中，武管中心没有信誉感可言，也得不到尊重。”

目前，重庆市武术管理中心的经费除了行政事业拨款和专项国家拨款外，还收取各种活动经费。而目前的武管中心，实质是武协和管理中心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样，在财务上就“方便”得多。“除了管理中心的账号之外，还有多个账号以利于转账。”中心的财务许多都往武协那边过。

刘明富介绍说，管理中心工作在天平上有所倾向。其次，团结基层组织的力度不够。他们的经常的做法是：“拉一派，打一派。”而在这背后，衡量的标准则是“看谁上供上得多”，然后就操纵比赛。

“在比赛中，一般都设有总裁判，下辖5个裁判，给运动员进行打分。但是，往往那下面的5个裁判都是总裁判挑选或选任。因此，凡是他要扶持的，就手心向上，反之，就手心向下。心领神会，那下面的裁判当然就知道该怎么打分了。”曾经，就有过因为打手势而导致在比赛现场发生带队教练与裁判打架的事件。

而在散打比赛中，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一场比赛不打，还能拿到名次的事也有。”刘明富感叹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武术圈一点也不奇怪，在体育界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整个大环境都不好，重庆武术怎么搞得好嘛！？”这是刘明富最后的结语。